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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学创作漫谈——李叔德
时间:2019/9/10 8:57:32      来源:中华新闻通讯社     作者:CNAHB01

【李叔德,湖北襄阳人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1986年毕业于鲁迅文学院。历任《汉水》杂志社社长、襄阳文学院院长、襄阳市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。著有长篇小说《风流墨客》,中篇小说集《我想吻吻你的手》,短篇小说集《赔你一只金凤凰》、《属于我的秋天》、《失眠人自白》,报告文学《创造·沉重的 苦难》等】

1.从创作历史人物传记如《孟浩然新传》《月落乌啼--乱世诗人张继》到驾驭更多科幻小说、武侠小说、报告文学作品,促使您坚持文学创作的因素有哪些?

我今年七十几了,从小酷爱文学,小学的时候,我的作文就在班上当范文念。中学时代偏科,颇受语文老师喜爱。我是“老三届”,高中刚刚毕业就遇到特殊时期,十年之内都没有招大学生,我们就开始了下乡的生活。那个时候生活很艰难,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们下乡干活备受煎熬。后来招工进城,别人都分了好工种,我们化肥厂,如电工修理工之类的都是有技术的,所以招工时,本来我都进了厂,但是因为学生队没有解散,还有宣传任务,我就进不了。等到我进厂的时候,工种都选完了,于是我就干起了锅炉工的工作。锅炉工很辛苦,大雪天都穿短裤,因为那个年代是手工操作的锅炉。尽管如此,我对文学的热爱并没有减退,所以在那个时候,我写作的目的就是想摆脱锅炉工的生活。 我写的第一篇小说叫《淡蓝色的烟》,为什么是淡蓝色的烟呢?因为锅炉如果不充分燃烧的话,就是浓烟滚滚,如果你操作得很好,充分燃烧的炭火升起的烟就是淡蓝色的。而我这个毫无经验的锅炉工,烧锅炉总是不行,于是我就把自己当成反面的角色写到小说里去了。

那时,我写作的初衷就是要改变我的命运。最初的作品寄给当时的长江文艺编辑部,他们没有采用,但是给我回了封信,还给我寄了一本书,那本书是《外国中篇小说选》,当时是1977年,刚刚改革开放,出版业还没有兴起,想看一本外国的小说谈何容易,书店里就是《毛泽东选集》之类的书本,所以收到那本书时十分欣喜,这样就激发了我的创作欲,于是我又写了很多。第一篇小说,也就是处女作,是下围棋的故事。因为我们厂里面有一些武汉的师傅们会下围棋。开始我只下象棋,后来看到别人下围棋很有意思,于是我就开始下围棋了。我写第一篇小说的时候,我就想把我的爱好跟小说结合起来。事有凑巧,有一次我跟我车间的领导出差,住在旅社里,看到有一张体育日报,上面有一则面向全国征求体育题材的小说文艺作品的征文信息,正好我喜欢的围棋也属于体育,我心里就萌生了参加这个征文活动的想法。开始我写小说,我的妻子是坚决不支持的,那时候孩子很小,而我一开始创作,家里的什么事都不做了,每次下棋我妻子就跟我吵架。因为有切肤之痛,所以我就围绕这个问题,写了篇小说叫做《业余教练的秘密》。那时候还没有打印机,这篇小说写完后我就用复写纸复写了三份,一份寄给征稿的新体育杂志社,一份寄给省里的长江文艺出版社,还寄给了西安的长安文学杂志。因为第一次被拒稿的经验,我说搞个三保险怎么样,结果三保险一下就两保险了,长江文艺也用了,新体育也用了。新体育杂志的目录在报纸上预先发出来了。其后就在人民日报上发出来了,1980年第九期新体育报《业余教练的秘密》。而且新体育报发表以后,得了全国的体育题材征文奖。后面长江文艺出版社,也打算在第九期发这个稿子 ,已经排好了要印,却因为一稿多投,且新体育报抢先一步刊发而使我与长江文艺出版社无缘,还发生了一系列有趣的故事。所以我最初的创作动机就是改善我的生活,发表以后果然改变了我生活,继《业余教练的秘密》发表后,我后来的几篇稿子就有了发表的机会并且得了奖,那时一篇稿子的稿费就是我们两个月的生活费。

1981年,省里开办“湖北青年作者培训班”,我就去参加了。池莉、方芳、熊召政、刘醒龙等有名的作家都是那一批去的。再到1993年,中央文学研究所(后来更名鲁迅文学院),在全国开办一个文学创作班。丁玲、程光伟、冰心等著名的老作家们给我们讲课,湖北省当时就通知了两个人去参加,一个是我,另外一个也是获过全国奖的作家,叫姜天民,而我迟迟没有收到这份通知单。当时我住在松滋县,这个通知单是寄到省里,在省作家协会传达室那里放了好几天。后来我一个好朋友给我打电话,说你有一封中国作协寄来的信,放在传达室里,你一直不来拿,我说我没到省里来,让他赶紧拆开看看,好告诉我信里写的什么内容,他看了之后告诉我,赶紧去参加中央文学研究所的招生考试,考试地点在长沙。我问他什么日期,他告诉我的日期就是打电话的第二天。就这样几经周折,我拨通了中国作协招生办的电话,说我来不成了,他们就让我直接到北京去参加考试,于是我就去北京参加了补考,当时就我一个考生,两个监考老师,我记得最后一题是“你怎么看待世界石油危机”, 马上写了半张纸,最后就考入了中央文学讲习所第八期的培训班,这也是最后一期。后来我们通过给当时的中央领导人胡耀邦写信,就把它变成了鲁迅文学院,我们就是鲁迅文学院第一期的学员。当时39个学员,很多著名的作家,有赵本夫、朱苏进、邓刚等,这里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创作的动机,之于我,就是生活所迫改变命运,慢慢到后来就成为了兴趣所在。

创作到比较成熟的阶段,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时候,比如我写唐朝诗人三部曲,孟浩然张继和皮日休,这三个人都是襄阳人,当我创作关于他们的长篇小说三部曲时,这就不仅和爱好有关了,也把他当成是自己的责任。第一:我爱唐朝,第二:我也很爱诗歌,第三:我也爱唐朝的诗人,他们是我的老同乡。所以这个时候就以一个作家的身份有意识地进行创作了,这样才能够持续不断地坚持十几年。

 

2.您有部作品《当代明星》是写烧锅炉时一个爱好画画的锅炉工人曲折生活的小说,我也看到有评价曾说您是“站在民间底层叙事的立场对人性进行多角度的书写“,那么您的下乡生活和工厂生活除了成为您的创作素材,让您对于底层人民有更多的关注之外,在后续创作以及您文学观的形成上有其他的影响吗?

其实我的小说那么多,只这一本是真正的自传,里面写到了我的底层生活,我本身就生活在底层,所以底层生活对我来说倒不是独立地去体验生活,而是本身就生活在其中。它给了我什么呢?第一个是同情心,就让人很善良,底层生活就是给了我普世价值的教育,要平等、要博爱、要宽容、要同情、要富有正义感。就当时的中国来说,城市生活在小说中不容易打造,因为农村生活更接近自然,更容易暴露人的本性,而城市的生活是经过异化的,而且严格的说,中国的阶级发展就缺少资本主义这一节,中国大部分人在城市生活几十年,本质上还是一个农民。所以创作关于农民的作品,农村作家有更多的共鸣。我之所以还能够写些东西,跟我下乡几年的经历还是有关系的,如果我不下乡,我就完全不了解农村的状况。所以看我今年就72岁了,我32岁开始写作,一直创作了四十年,我40年前的作品,我现在读了还是没有过时和违和的感觉,因为我的三观在那个时候就确定了,尽管技巧上可能有进步有变化,但是基本的观念在那时候就已确定,现在看以前的作品,有时候自己还把自己感动一回,这就是底层的生活。《当代明星》里,主人公为了请假去庐山写生,故意把自己的腿摔断,这就是当时我内心的想法。那时候我爱画画,想参加省里一个为期一周的美术培训班,结果厂里不批准,这些想法我都写到《当代明星》里去了,这就是底层生活给我带来的一些感想。

3.两年前的一个采访中您曾说自己目前还有三部想写的作品,其中有一部是抗日题材的小说。1995年您所发表的《生死套》就是反映大洪山区人民抗日故事的,当时也是获得了全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金奖,那么之后您想写的这部抗日题材的作品会从什么角度来创作,和之前的作品相比,有哪些创新呢?

谈到我后面想要写的战争题材的小说,我想另辟新径写战争对人性的残害,这个故事它是讲一个爱家如命的男人,为了保护自己的妻子和妻子肚子里三代单传的孩子,在敌人的规避下,做了汉奸。我另外有一个中篇小说,就是写一个女战俘的真实故事。这发生在我们湖北,有一个报社女记者到中国战区来采访,被我们抓到了,过了一段时间交换战俘就把她放回去了。我这篇小说就把这两件事揉合在一起写,一方面写战争摧毁了人性,当然主人公保持人性,但是他在民族气节上变成了汉奸。另一方面写对支那人充满着歧视的日本记者,他受伤之后,当地人用真情感化了他,使他感到人与人的生命都是平等的。通过这两个方面的描写,一个是从好变坏,一个是从坏变好,这两条线的交叉描写来表现抗日战争时期,人性的转变,战争和人性的关系,而没有写那些浩瀚的,轰轰烈烈的战争场面。我想在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,就在2025年之前把它写出来,在纪念抗战80周年的时候出版。

 

4.据了解,您曾先后求学于湖北省文学讲习所、北京鲁迅文学院以及北京大学作家班,汲取文学的养分,这些科班学习的经历对您后期的创作有哪些影响呢?

1981年,省里面开“湖北青年作者培训班”,池莉、方方、熊召政、刘醒龙很多都是那时候认识的,当时读了他们写的一些作品,然后到北京以后就不只是湖北的作家,来自各省的作家都在一个班上,那么信息量就更大了。他们那的风土人情,他们本地特有的那种民族性格,这些都使我大开眼界。所以在那里学习,我不觉得文学方面有多大的长进,反倒觉得对人文方面,社会方面的知识储备非常有好处。他们那些人都是知识很渊博的,有时身处其中自愧不如,他们都懂得太多了,比如邓刚那时讲话特别幽默,什么话从他口中说出来,就点石成金变成金句了,同学们之间的交流也让我收获颇多。

后来就是在北京,当年十几岁的时候搞串联到过北京,那时候远远看着毛主席,跟毛主席招手就回去了,这次是在北京住几年,对首都就有比较深的印象了。 北京从元朝开始,就是我们中国的首都。他们说在北京人的眼里,其他的都是下面的老百姓,是民间,他们就是中央;在上海人眼里,其他人都是乡下人,上海人都是城里人;在广东人眼里,别人都是穷人,他们是富人。直到自己亲自到了北京,走过故宫、香山、颐和园等一些地方,在那里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后,才对他有了真正的认识,对我们国家就慢慢有了一个整体的概念,国家观念就凸显出来了。我在北京学到了很多,在北大读书的时候,有几位老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一个是刘晓波,刘晓波其实比我还小几岁,他给我们讲课,不打草稿就站在上面讲,也不要什么讲义,滔滔不绝,我们下面听课的都是当时一些小有名气的作家,像邓刚什么的在当时都蛮有名气的,听得都是如雷贯耳。他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,精彩的授课对我们的文学创作也有很大的启发,遗憾去年生病离世了。当代的一些伟人,很容易被我们忽视,其实他们跟历史上的伟人是一样的。当然,在后代看来,我们现在还是这样的,像我们这些还都是平凡鼠辈。后来给我们讲课的乐黛云也是研究比较文学有名的学者,还有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,他是我们班主任,现在是特别有名的儿童文学作家,如今仍在从事这方面的写作。当时,老一辈的作家如冰心、丁玲都给我们讲过课,收获还是很大的,但是直接说对文学有什么帮助,好像帮助都是间接的,潜移默化的,但对于促进我们文学观念的形成,增进对文学史的了解很有帮助。当时我最崇拜的是鲁迅,丁玲他们跟鲁迅是同时代的人,这里就讲了很多当时的情况,对我很有启发。我们在读书期间阅读到的资料也比较多,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丰富,每天上午我们到图书馆里去搜集资料,阅读了大量的书籍材料,对中国文学史的了解和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上的地位,我们也进一步了解了,原来以为中国文学不得了,后来发现世界文化,才领略了世界文化的多元。

5.在建国7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诞生的一些文学创作中,有哪些对您的创作赋予灵感、注入活力之作?

关于我个人的创作受哪些当代作家的影响,我会诚实地跟你们说,我对我们同时代作家的作品,基本上不怎么读。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法国文学和俄罗斯文学。提到法国文学,好多作家的作品我都很熟。罗曼罗兰的《约翰克里斯朵夫》,关于这本书,我有很感人的故事。那时我在荆州读书,发现荆州地委宣传部有一个藏书室,半夜我们到这里去看书,他们都看武侠小说,我就专门看外国小说。我发现了四本为一套的傅雷翻译的《约翰克里斯朵夫》。那个时候对外国作家是无从知晓的,我们也不知道他是谁。结果我一看那个书我就迷进去了,写得太好了,毫不夸张地说,它顿时就变成我的命了,我就把这套书带回去了。后来我参加工作烧锅炉,当时我的哥哥是画画的,中国有一个很著名的画家,叫做黄,是一位专门画梨子的中国画画家,他有一个儿子下乡到了襄阳,跟我哥哥成了好朋友。我哥爱画画,他的儿子爱文学,他儿子有一天就跟我哥哥说,“叔明(我哥哥),你能不能弄到《约翰克里斯朵夫》这样的书,若是弄到了,我就把我父亲的画给你几张。”黄的画那时候珍贵得很。我哥说我弟弟喜欢文学,我问他一下。于是我哥就问我,刚好我有这一套书,当时我的内心很矛盾,第一:这套书我特别珍惜,第二:我们兄弟的感情也特别好。于是我就说我给你可以,但是一个月以后行不行?他说可以。我怎么打算呢?我打算就在这一个月内,我把书里面的特别精彩的段落抄下来,那时候经常停电,有的时候半夜我就点蜡烛抄,而且当时是集体宿舍,所以原版的几百万字,我只抄了一小半,当然我是挑选经典的段落抄下来。快抄完的时候我哥哥知道这个事了,他心疼我,就说算了,他再想想别的办法,给他别的书,让我不要抄了,于是这套书就一直保存了下来。除此之外,还有巴尔扎克的《人间喜剧》,左拉、司汤达等一些作家的作品,那些书都是好得不得了的书,我都喜欢得很。英国作家哈代的《德伯家的苔丝》,后来改编成了电影。他讲的是一个女人爱非常爱这个男的,后来分开了。这个女的一直坚守,等他等了好多年,等到最后的关头,那个男的要回来了,要重逢了,结果她被一个恶少欺负了,第二天,他回来了,所以他就恨男人和恶少恨得不得了,当时读了之后我就好难受,因为这个书写得特别犀利,故事情节十分引人入胜,仿佛是我对面的一个人在跟我讲故事。然后就是列夫托尔斯泰的《战争与和平》、《复活》、《安娜卡列尼娜》,经典的复活三部曲。屠格涅夫的《猎人笔记》,马克吐温的很多作品,这些作品都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中国作家严格的说,我就是喜欢鲁迅。我到初中毕业时候,中国有名的小说基本上都看完了,到高中阶段我就开始大量阅读外国作家的作品了。我的小说为什么开始就摆脱了很多僵化的思想,你看我虽然没有到巴黎去,巴黎圣母院我却比好些到过那里的人都熟悉,因为在外国小说中读到了很多,汲取了很多养分。 

6.湖北文学蒸蒸日上离不开众多文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,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,您认为作家、批评家、读者的关系应是如何?

文坛有一个很不好的现象。文学有圈子,圈子里面相互吹捧。你比如说湖北,我们对评论家的态度就是我不指望在他那里得到什么真正的说见,面对作品,说真话的评论家也有,但是很少。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私下里相互批评和学习,但是回归到文学批评,很少会写出来。真正的健康的关系就是评论家、作家和读者这三方,评论家一方面要我真正读作品,一方面要感觉到读者的那种反应,再根据自己的艺术判断,写出真正的评论。作家对评论家和读者的这种反应也要注意,因为尤其是在现代社会,你写得再好,如果没人读,那又从何谈起?你要是完全顾自己而写作,你写自己的那也行,但是没有回应。严格的说,当下的作家靠稿费生存都是比较困难的,所以还是要有自己的读者群,写的时候心里有一跟弦,仿佛旁边有个人在听。还有一种是他完全靠他自己的文字来赚钱的,他们就更加注重跟读者的互动,就是这样。在与读者的互动中,当然也免不了一些负面的东西,比如说我写张继,我写了以后,一个读者在文学网上发表评论,说我借着历史文化名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,企图走文学创作的捷径,还写什么鸳鸯浴,来诋毁我们的文化名人。当时我就反驳了,因为那里面有个情节,就是张继在沙漠里面救了个公主,他们之间发生的一些事,文学作品之中怎么能缺少女性?谈到这里,我大致总结了一个读者对你的作品不感兴趣,有几种情况:一个是他对这个人不感兴趣,他根本不看你的作品;第二个就是他看到你的作品,但是不喜欢这种风格,也说不好;第三种情况就是他看到你的作品也喜欢那种风格,但是出于别的目的偏偏说不好;也有这种情况,很多人看到的作品,他理解不到作品的这种好;还有就是纯粹建立在个人的审美判断之上的喜欢或不喜欢。现在到我们这个年龄,都是处变不惊了,但是对于评论家的意见和建议,我们都是私下谦虚请教,要反省,虚心接受真正的说见。

7.许多作家在创作中讲述宏大历史,民族故事,家族兴衰,将众多的故事线索串连在宏大的历史发展轨迹上,在您的作品中,您是如何处理文学创作与历史史实的关系的?如何更好的在历史与虚构之间搭建叙事的桥梁?

关于如何在历史与虚构之间搭建叙事的桥梁,尤其是长篇小说,一定要注意历史背景。像《战争与和平》这类的小说那就不用说了,哪怕在《约翰克里斯朵夫》里面,也已民族的兴衰史为背景。大背景一定要找的,它有一个什么好处呢?第一个,它使得作品显得更加深入,比如我写这三部作品的时候,我都把当时王朝的更迭这一条线写进去了。因为一个长篇小说,你肯定是在历史大背景下的,呈现多层次穿插的立体感,如果你只取一条线,那只能写成中篇或短篇小说,大背景气势宏大,背景越大,他就越带着史诗的味道。其实写长篇小说的人都想把自己的作品写成像史诗一样的,所以它就有三感,第一个是史诗感,第二个是沧桑感,第三个就是历史感,还有一个作用就是什么?你把这个大背景写下来,你这个篇幅不知不觉就长了。小说不容易写长,我的最长的小说就是《惊世骇俗皮日休》,这部小说30万字,超过30万字的小说,我是很佩服的。我写作的一个心态就是我写得津津有味,读者才读得津津有味,如果你写得都昏昏欲睡,那读来就更不用说了。有些过程需要交代,交代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内容就充实了。所以写大背景,就是要把场面写充实,但是有三个方面需要注意:第一个,这个大背景与有记载的历史不能冲突。比如说某个皇帝是公元985年死的,你把它写成986年就不行了,要注意自己写的东西不能跟历史记载冲突。比如说苏东坡的老婆有记载叫什么?我们就不能虚构。再比如书法家米芾,他的妻子没有记载,但是他介绍了他孩子的舅舅叫什么,我就根据他舅舅的姓名推断他的妻子叫什么,这是第二种。第三种就是完全没有记载的。比如张继,他的妻子叫什么,完全没有记载,这样我就凭我的虚构来写。所以第一个原则就是不能跟史料记载有冲突。第二个原则,你空白处发挥的时候,要在历史的范围内,不能任意发挥。比如说张继的夫人,我给她设计的是,跟他的姐姐关系很好。你这样设计可以,但是写到这个女人的遭遇和性格的时候,不能超出这个历史的局限,是有一些规范的。我当时写这几个历史小说的时候,组织了他们伴侣的一些情节和形象。第一部孟浩然,我设计他心爱的女人是个侠女,因为唐朝的时候侠客盛行。当时唐朝李氏是从太原的少数民族迁徙过来的,有一种剽悍之气,所以刻画的是侠女形象。第二部张继,到了中唐晚唐了,“十年一觉扬州梦”,我就刻画了一个妓女的形象,当然是个有情有义的妓女。第三部是皮日休,我设计的是一个大家闺秀的形象,然后第四部,到宋朝了,水泊梁山,所以我设计的是个女强盗的形象。第五部写的是东汉的大书法家张芝,我塑造的是个文艺女青年的形象,是一个特别爱吟诗作画的女子。我这五部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各不相同。这十本是我开始创作那十年的短篇小说。第二部和第三部是中篇小说,开始创作后的20年。到第四部就是现代题材的长篇小说。执笔时就发现写起来力不从心,因为禁忌太多,束缚太多了。所以从第五部开始,我就写了四部历史小说。第十部就是散文、报告文学还有一些回忆之类的,总计300万字,我这一辈子写了大概有接近1000万字,发表的只有500多万,精选300万字装订出版。

8.您如何看待当下文学边缘化的问题呢?

现在很多人可以通过网络影视各种途径去获取所需的信息,文学的边缘化是必然的。第一文学本身,尤其是高雅文学,它本来就不是大众化的,是小众化的。为什么我们改革开放后文学突然一下那么繁荣,像是大众化了,这是对之前那一段历史的反扑作用。因为那一段对于文学创作禁锢的太多了,所以好多年不写小说,不出小说,文学就是一片荒芜。改革开放后,思想获得解放,文学就开始逐渐繁荣。现在这种氛围,我总觉得好像是不是文学的繁荣时代,繁荣时代似乎已经过去了,这是我的看法。就是说现代知识分子普遍比较焦虑,比较担心。所以我个人创作时:第一,写自己熟悉的东西;第二,写自己感兴趣的东西;第三写作的同时也要生活,所以也希望自己的创作能够获得回报。我经常说作家有三种幸福,第一种幸福就是当我敲完最后一个字时,一本完整的作品呈现在我面前,一个完整的艺术品从我笔下诞生的时候,我非常幸福;第二种幸福就是当某一个读者读了我这部作品,然后与我互动,分享他的阅读感受,使我感觉到心心相印;第三种幸福就是收到稿费的幸福,因为在我从事文学创作的早期,稿费对我中年以前的家庭生活有很大的帮助。因此,围绕这三种幸福,坚持写作,始终对种种美好的事物保持兴趣。

访谈者:冉译元 那 琳

地 点:李叔德先生工作室(汉口)

微信图片_20190910085035aaaaa.jpg(李叔德先生、六叶枫在保康采风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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